如模仿西方,中国文学永远是二流

2018-11-16 04:29:27 环球时报

本报记者 张妮

“这部小说翻成德文后,一位德国教授说,他看到主人公孙丙被钉到木桩上受刑时,就像是中国版受难的耶稣。这让我很受震撼”,著名作家莫言最近在北京出席歌剧《檀香刑》演出发布会时谈到他的感受。这是莫言的文学作品首次改编为歌剧,历经6年精心打造,将于12月4日、5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孙丙的受刑有一种启示意义。他有机会在监狱里用替身把自己换出来逃生,也有机会在受刑台上保命,但他都没有做。他有点像谭嗣同,为了唤醒愚昧的民众,为了维护自己对正道、对国家荣誉、对艺术的尊严,他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在歌剧里也有很好的表现。”这位诺奖得主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两年,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戏曲文学剧本,实现自己多年夙愿。而18年前出版的小说《檀香刑》中也融入了山东地方戏“茂腔”的元素。“唯有写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个人特性的作品,才能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莫言恳切地说。

写小说是个人行为,舞台演出是集体狂欢

环球时报:小说《檀香刑》的创作背景和思路是怎样的?

莫言:我当初在写这部小说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按说这部小说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出来,但我一直觉得它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素材,不能在考虑不充分的情况下轻易去写,万一写不好,会糟蹋这个题材,所以我主要是在1999年才创作,2000年出版小说。这部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近代史上是有记载的。当年德国人强行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修建胶济铁路。在修铁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德国侵略者直接迫害和屠杀高密人民的悲惨的历史事件。高密县农民孙文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斗争,最后在德军和清政府部队的联合镇压下,斗争失败了,他本人被当众斩首。

怎么把一个历史事实变成一部艺术作品?当时我的想法是一定要跟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而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故事讲述。我讲一个历史故事,一定要有文化含量,要有艺术含量,一定要形成中国小说的特色。后来我就想到了高密的茂腔,它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说我的家乡有什么声音的话,茂腔就是故乡的音乐旋律,茂腔戏也是我最早接触的音乐戏曲。于是,我就把小说和地方戏剧结合起来。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茂腔戏的演员,他们的思维也是演员的思维方式,甚至到后来混淆了自己到底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生活在戏曲里。所以,《檀香刑》本身就具备戏剧性的文本,大量文字都是押韵的。有评论家说,这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或者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

环球时报:这部文学作品为什么搬到了歌剧舞台上?

莫言:2000年这部小说刚出版时,应该说在文坛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也有很多电影导演、戏曲导演对这个作品跃跃欲试,但后来也就知难而退了,因为改编难度确实比较大。由于小说里描写了刽子手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也有比较大的篇幅描写酷刑的施展过程,让很多导演望之生畏。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特别困难,即便把这部分抹掉,依然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后来,因为我的老乡,也就是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李云涛院长发自内心地热爱这部小说,因为他的执着,才能把《檀香刑》变成歌剧。这部歌剧经过了漫长的创作过程,当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优越性所在。电视剧、电影都是一锤子买卖,拍好就好了,拍不好也就不好了,但舞台艺术可以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地修改、磨合、提高。过去讲十年磨一剑,歌剧《檀香刑》确实体现了这样一种千锤百炼的精神。我跟云涛一起就这个剧本进行了反复打磨,每一句唱词、甚至每一个字眼在一遍遍的修改中变得越来越精粹。现在剧本的脉络比较清楚,重点比较突出,矛盾也非常强烈。通过歌剧的方式,用1小时50分钟的时间,把我在小说里所要表现的全部说出来了。小说创作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劳动,我一个人躲在书房里会非常如鱼得水,但戏剧是一个群体性的劳动,我们的导演、演员、指挥、舞美、服装、道具,每一个人都贡献了才华,最后变成一种集体性的才华和狂欢。

100次创新有一次成为经典,就了不起了

环球时报:获得诺奖后,您去年首度在文学期刊发表新作,其中包括《锦衣》等戏曲剧本,为什么您近年对戏曲更感兴趣?很多地方戏创作新剧,但也有戏迷认为改得不像样了,您如何看中国戏曲的传承与创新?

莫言:这也是我从小所受的文化教育所导致的吧。因为小时候在农村没有别的可以看,看得最多的就是乡村的野戏班唱戏,从小就受到这种民间戏曲的艺术熏陶,这种营养在我整个文化养成方面占了很重要的比重。以至于我的小说创作里出现了大量的戏文和戏剧性元素,人物也不知不觉地戏剧化。以前我主要的精力用在写小说上,从去年开始,我想圆自己一个多年的愿望,就是写两部戏曲,也算是对哺养我成长的民间戏曲的一种反哺吧。传统元素肯定是老观众迷恋地方戏的重要原因,但这些东西如果不进行创新,就是一直朝后看。每一个创作者都希望把新的元素加进去,能否成功很难保证。但创新是必需的,哪怕是不成功的创新也是在积累经验,你不可能要求创作者每一次创新都变成经典,100次创新有一次成为经典,就了不起了。

环球时报:您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学王国,您为什么会着力打造这样的文学符号?如何使融入高密、茂腔等浓郁地域文化的创作具有世界性高度?

莫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了很多东西。大量西方的专业构成对我们这一代作家产生深刻影响,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和依赖。假如我们的小说完全是对西方小说的模仿,那中国文学永远是二流的,不会成为有特色的一流。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意识到,一定要摆脱西方文学对我们的影响,努力写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个人特性的作品。至于西洋的格局形式如何与中国民间的艺术元素,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不显得生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不是有准确配方的东西,主要还是靠创作者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一种潜意识的把握吧。

任何一个高峰都是矗立在高原之上的

环球时报:此前我采访的一位英国作家说,她从未读过中国小说。中国文学整体上在世界的地位如何?

莫言:我觉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了,具有很重要的位置,大量中国作品被不断翻译成几十个语种。当然,每个人读书的角度不一样,你采访一名中国作家,也许他也没有看过什么英国文学。我觉得不能以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总体来说,我认为最近这些年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成绩还是很大的。

环球时报:您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是否会考虑创作现实题材?

莫言:现实题材也正在构思,估计会慢慢地写。

环球时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文艺创作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您看来,“高原”跟“高峰”的差距到底是什么?

莫言:高原是普遍的高,高峰是孤独的高,这就是差别。在中国诗歌史上,唐朝前期出现了李白和杜甫这样堪称高峰的伟大诗人。在中唐以后,出现成群结队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水平单独来看都很高。可以说,中唐是诗的高原。我觉得任何一个高峰都是矗立在高原之上的,没有说一个孤独的高峰拔地变成8844米,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是建立在高原之上的。所以,群众性的艺术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铸就了艺术的高原,在普遍高度之上,再往上就会出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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